前些年当我还在北大任教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封外国青年学者的电子邮件，向我询问德国著名日耳曼学者欧尔克（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Ｏｅｈｌｋｅ）在北大任教的往事。因为她要为德国马尔巴哈文学档案馆的《国际日耳曼学家辞典（１８００～１９５０）》撰写有关这位学者的生平著述资料。我记得，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祝彦
其一就是欧尔克研究德国大作家莱辛的两卷本专著，出版于１９１９年的《莱辛及其时代》（Ｌ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１９２９年莱辛诞辰２００周年时再版）。该书搜罗宏富，材料丰赡，具体介绍了莱辛创作的文化历史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莱辛词条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时至今日，虽然时间过去了八十多年，欧尔克的这部著作仍在德国莱辛研究领域享有一席之地。２００１年冬天，哥廷根大学著名的莱辛专家巴尔纳教授（Ｗｉｌｆｒｉｅｄ Ｂａｒｎｅｒ）开设莱辛的专门讲座? 欧尔克的著作亦列为参考文献。我很惊喜这样一位大学者在蔡元培校长掌校期间被引进到北大，并且在五四时期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我这里乐意撰小文介绍之，以纪念这位中德学术交流的先驱者。
欧尔克，全名为瓦尔德马・欧尔克，１８７９年生于但泽。自１９００年起先后在柏林、哥廷根、波恩等地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及哲学，师从舍勒、罗特（Ｇｕｓｔａｖ Ｒｏｅｔｈｅ）和 施密特（Ｅｒｉｃｈ Ｓｃｈｍｉｄｔ）等名师。
在一战结束后的经济萧条中，作为第一位德国在战后派往海外的教授，欧尔克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底踏上了东来北京教书的旅程。他经法国巴黎、马赛，穿越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后经上海，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日的一个雪夜抵达北京。
在东来北京之前，欧尔克已在日耳曼语言文学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除了前面提到的《莱辛及其时代》之外，他还是德国著名莱辛专家尤利乌斯・彼德森（Ｊｕｌｉｕｓ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教授主编的《莱辛文集》（１９０８年版本）的合作者。 欧尔克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则是德国浪漫派女作家贝蒂娜・阿尔尼姆的书信小说（１９０５）。后来，欧尔克还编辑出版了阿尔尼姆的作品全集（１９２０），并撰写有《德国文学史》（１９１９）。
欧尔克在回国后撰写有《在东亚和北美任教：旅行报告１９２０～１９２６》（Ｉｎ Ｏｓｔａｓｉｅｎ ｕｎｄ Ｎｏｒｄａｍｅｒｉｋａ ａｌ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Ｒｅｉｓｅｂｅｒｉｃｈｔ １９２０～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年）和回忆录《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Ｓｅｃｈｚｉｇ Ｒｅｉｓｅｊａｈｒｅ ｅｉｎｅｓ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ｓ ｄｕｒｃｈ ｄｉｅ Ｗｅｌｔ ｕｎｄ ｕｍ ｄｉｅ Ｅｒｄｅ，１９４０年撰写）。在这两部书中，他详细记录了在北京的客座教授生涯。从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欧尔克文笔优美的这两本书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意义。关于他在北京教书的部分，两书都配有多幅珍贵的照片，可以互相参看。作为一位作家，欧尔克在纳粹时期还写过关于故乡但泽的中长篇小说，但不甚有名。
《在东亚和北美任教：旅行报告１９２０～１９２６》讲述了欧尔克的旅行和在北京的教书生活（第一至第八章）。尤其珍贵的是，欧尔克记录了关于当时北京大学德文系的详细材料，今天读来给人妙趣横生之感。据欧尔克的介绍，他来北大是经朱家骅引荐的。当时的北大想物色一位在德语语言文学界已有相当知名度的德国学者来任教。朱是柏林工业大学的毕业生，欧尔克在来北大之前恰在柏林工大教授德国文学史（参见上书第１页）。
欧尔克的两部书中都有丰富的关于德国学术在中国的史料。他尤其提到北大德文系教授顾孟余（Ｋｏｕ Ｍｏｎｇ Ｙü）和杨震文（Ｙａｎｇ Ｄｓｃｈｅｎ Ｗｅｎ，即杨丙辰），谈及这所中国著名高校里的人事纷争。顾孟余（１８８８～１９７２），１９０３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专修德语与德国文学，１９０６年公费留学德国，先入莱比锡大学，两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１９１１年归国，受聘于北大。顾孟余是蔡元培的朋友，在德国留学达八年之久，是北大德文系的创始人之一。欧尔克称，在他初到北京时，顾孟余对他多有帮助。不过他认为顾氏是一个旧式的中国人，城府很深，狡兔三窟 （欧尔克在《旅行报告》中把他比喻为“营造有大量秘密通道的狐狸”），因此他总能当院长。在写作《旅行报告》的１９２７年，欧尔克就认为顾孟余已成为中德文化交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顾氏很善于搞人际关系，也擅于揽权。当回顾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译介的具体成就时，我们发现，顾孟余确实没有作出过什么成绩。
而在当时和顾孟余轮流担任德文系主任的另一著名教授杨丙辰身上，欧尔克认为也有着这种典型的世故内敛的性格，一方面是对学问的勤勉追求，另一方面是很深的城府。他认为这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自外国的政治压力和当时中国本土支付能力很低）造成的（参见《旅行报告》第２０～２１页）。今天，杨丙辰因为其当年翻译介绍德国文学的业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渐渐被记忆起。关于杨丙辰，在三十年代有他的学生李长之发表在《现代》上的《杨丙辰先生论》，这篇文章我们近年可以在李长之重新出版的作品集中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杨丙辰的著名文章是张中行写作的收入《负暄琐话》的《杨丙辰》。杨与蔡元培、周作人、吴宓等都有交往。他翻译的剧本《费德利克小姐》（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初版）就由蔡元培作序，但这篇序言《蔡元培全集》漏收。在此顺便提一下，杨丙辰还是冯至、季羡林等人的德文老师。不过，与李长之的评价相反，季羡林认为杨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
欧尔克还在书中对当时北大聘请德国汉学家任教提出批评。根据《回忆录》中的记载，杨丙辰早年曾在青岛汉学家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的门下学习德语，担任德文系主任的杨聘请当时在北京德国使馆任文化参赞的卫礼贤来北大兼任讲师。据杨丙辰讲，这是为了更易于获得德文书籍。我们确实可以在蔡元培的书信集中读到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致卫礼贤的信，谈北大拟在德国购买仪器事，请他给以协助。欧尔克的前任也是一位汉学家。但是学生们对这些汉学家似乎并不十分欢迎，因为学生们认为汉学家其实从他们身上学的东西更多。这也是当时北大要聘请一位“纯德语文学”专家的缘故（参见《回忆录》第１６２～１６３页）。此为实情。欧尔克离开北大以后，后来另一个长期在北大任教的汉学家洪涛生（Ｖｉｎｃｅｎｚ Ｈｕｎｄｈａｕｓｅｎ，１８７８～１９５５），就是在学生们的合作下翻译了多部元、明戏剧。欧尔克的记载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为弄清杨丙辰教授早年的一些活动提供了线索。
欧尔克和当时的北大名流有所往还。关于校长蔡元培，他记录的大意为：“他曾经在莱比锡学习哲学，后来还经常访问德国，著述很多（专业：伦理学），曾任教育部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虽然他目前经常在欧洲逗留，但对北大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一战期间他做过反对德国的演说。他憎恨的是炫耀武力的普鲁士王朝，但却热爱着德意志的精神。”欧尔克与蔡元培仅有过一次对谈的机会，他说蔡的德语用词比较考究。关于当时的文学院院长胡适，欧尔克则写道：“胡适比较欧化。这一点是我和夫人在请他上我们这里品茗时得出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再版多次。”
欧尔克在回忆录中也有多处记载他的中国学生。他和学生商章孙、唐性天等结下了较深厚的友谊。商章孙，即商承祖，欧尔克在回忆录里提到他，名字写作Ｓｃｈａｎｇ Ｚｓｃｈｅｎｇ Ｚｓｕ。商章孙的父亲商衍鎏曾是晚清驻德国的外交官，后来在汉堡大学教授中文。商章孙早年随父亲在汉堡读中学，德文基础很扎实。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和罗章龙合作翻译了《康德传》。唐性天也是欧尔克的一个得意弟子，又是个体育爱好者，在北大的运动会上多次获奖。在校期间，唐翻译了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戏剧家、小说家赫贝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ｂｂｅｌ）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后来他还翻译了德国作家施托姆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Ｓｔｒｏｍ）的名著《茵梦湖》，并且撰写有德国文学简史之类的著作。应邀请，欧尔克曾参加了唐性天兄弟的婚礼。欧尔克说，他的中国学生是勤奋而谦虚的。当然也有例外，曾有不止一个学生因为考试没有通过而退学。他还指出，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女生攻读德语语言文学。
当时拖欠教师薪水是常事，据欧尔克讲，有一次北大的教授们因为没有按期领到薪水而罢课，长达五个月之久， 欧尔克坚持在自己的家里给学生上课，因为他认为他是当时唯一例外的准时领到薪水的人。
在关于中国文化的部分，欧尔克尤其提到当时在北大教授拉丁文的“蓄辫的白须老头”的辜鸿铭。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作为歌德的崇拜者，辜鸿铭把歌德关于“死与变”（Ｓｔｉｒｂ ｕｎｄ ｗｅｒｄｅ）的名言写进他太太的旅行纪念册。他说，辜鸿铭尤其喜欢引用歌德与海涅的著作。欧尔克的记载再现了辜氏对德国古典文学的耳熟能详的一面（关于辜鸿铭与歌德的关系，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有小文论及）。此外书中还涉及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
据欧尔克的记载，当时他们成立了德中文化协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 Ｋｕｌｔｕｒｖｅｒｂａｎｄ），他任主席，有会员五百余人， 上至部长，下到学生 （《旅行报告》第４０页，《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第１６６页），并且印制有中德文对照的会员名录。
在中国呆了足足四年之后，欧尔克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５日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大连、到朝鲜，前往日本东京应聘，继续他的教学生涯，到１９２６年才返回德国。
需要指出的是，欧尔克在他写作于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的回忆录里，流露出了较严重的排犹倾向。这从他记录的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一次对谈中可以看出，辜认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海涅，欧尔克则反问：“您会不会把一个中国的犹太人视作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呢？”?《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欧尔克还说他为北大德文系创办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室（Ｓｅｍｉｎａｒ－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在北大图书馆借阅到许多晚清民初的德文图书。除了图书资料的建设，欧尔克在中国的德语教学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的重视。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多位堪称为中国德语文学翻译界的先驱，翻译了多部德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他的得意弟子商章孙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莱辛、克莱斯特专家。他的另一个学生，去世不久的张威廉教授，则是席勒专家。欧尔克任教北大时的同事杨丙辰更是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早全身心致力于德国文学名著译介的学者，先后翻译了莱辛的喜剧《军人之福 （一名弥娜・封・巴伦赫尔穆）》（１９２７）、席勒的《强盗》（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版，１９５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署“杨文震、李长之合译”，杨文震实为杨震文之误）、歌德的《亲合力》（１９４１，１９４２）、《赫贝尔的短篇小说集》（１９４１）、霍普特曼的剧本《火焰》（１９２６，１９３０，１９３５，１９４４，１９４５）、《獭皮》（１９２６，１９３５）等多部名著。在当时，翻译介绍歌德、席勒等古典时期的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因此１９２２年歌德逝世９０周年纪念（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２日《时事新报・学灯》刊登有歌德纪念号），１９２９年莱辛２００周年诞辰纪念（吴宓撰写有《雷兴诞生二百周年纪念》?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５５期，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８日）以及１９３５年的席勒逝世１３０周年纪念进入国人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欧尔克教授为北京大学德文系早年的辉煌做出了贡献，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欧尔克在返回故土后，在从事德国文学研究之余，还致力介绍中国文化知识。除了上面提及的涉及中国的两部著述以外，他还先后编撰过《东亚的心灵：中日名言录》（Ｓｅｅｌｅ 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ｊａｐａｎｉｓｃｈｅｒ Ｚｉｔａｔｅｎｓｃｈａｔｚ）（柏林，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再版）、《孔子：生平、言论、世界观》?Ｋｏｎｆｕｚｉｕｓ? Ｌｅｂｅｎ? Ａｕｓｓｐｒüｃｈｅ?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汉堡，１９４９）以及《中国的抒情诗及格言》?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ｕｎｄ Ｓｐｒｉｃｈｗｏｅｒｔｅｒ?（不来梅－霍厄恩，１９５２），可以说他还是一位宣传中国文化的使者。
 |
